1949年12月，虽然新中国已正式宣告成立，但大西南地区仍未完全解放。此时，刘邓所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主力与贺老总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一同进军四川，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行动。
作为第十八兵团的重要组成部分，62军被派往陇南，开辟进川的通道，以配合二野主力，全力聚歼成都及周边区域的敌军。部队在军长刘忠和政治委员鲁瑞林的领导下，迅速前进，先后抵达绵阳和安县，参与了成都战役的筹备。此时，敌方的胡宗南集团协同国民党第5、7、18兵团，还有孙震的第16兵团、宋希濂的第20兵团及包含地方部队在内的总计30多万敌军，已被我军有效包围，并在成都地区的压力下，逐渐出现了投降的迹象。
就在刘忠和鲁瑞林抵达青川时，两位指挥官之间产生了分歧。鲁瑞林政委主张，62军应当连夜全力攻占成都，力求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而一向善于用兵的刘忠军长则持不同意见，这到底是为何呢？
展开剩余65%当时，上级并没有急于指挥部队使用武力来歼灭敌人，反而贺老总曾表示：无论是选择和平解决还是采取军事手段，我们都可以在成都过年。这句话所提到的“年”是指阳历年，距离阳历新年的到来仅有一周的时间。
在此背景下，上级并未下达进攻成都的明确命令，要求部队待命于某一特定位置。而身为政工干部出身的鲁瑞林却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急迫，期望通过快速攻城来迅速解决战斗。他显然没有领会到上层的深意，这是可以理解的。
通常，战斗部队会根据上级的指令进行作战，但对于全局情况并不甚了解，尤其是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动态，他们缺乏足够的信息。他们认为敌军士气已经低落，战斗力减弱，因此只需一鼓作气直捣黄龙便能取得胜利。
尽管敌人看似脆弱，但毕竟国民党军人数庞大，战斗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伤亡。在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刘忠军长重申道：“上级没有命令，不能贸然出击！”而鲁瑞林仍不以为然，坚持调整部队准备抢占成都。最终，刘忠表明：“在军事行动上，我掌握决策权。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不久之后，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下，国民党残余军队中开始有人主动寻求起义，与此同时，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第16兵团的曾甦元、第15兵团的罗广文及第20兵团的陈克非等相继宣布起义。成都的解放，实际上是在一种和平的状态中取得成功的。
自62军进入四川作战以来，历时一个月，长途奔袭逾两千里，成功消灭敌军四千余人，并促使上万敌军官兵投诚，解放了8座县城。
在成都解放后，62军接受了改编起义的第9军、第44军、宪兵学校等20支起义部队，合计超过2.2万人的任务。经过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诉苦教育运动，许多官兵积极争取加入人民解放军，成为光荣的人民战士。
最终，超过两万名起义的军队人员被编入62军，形成了壮大的一支力量，圆满完成了整合起义部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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